“新散文”何以活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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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散文”何以活力不衰

有人指责“新散文”标新立异、割断传统、厚今薄古。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新散文”。甚或,他们将“新散文”与先锋小说、“断裂主义”混为一谈了。“新散文”从来不曾渺视传统,也从未主张过与传统“断裂”,相反,十分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1998年云南《大家》杂志推出“新散文”栏目,今天我们把它视为“新散文”诞生的标志。“新散文”这个栏目名,可能是偶然为之,却包含了这一创作群体的全部诉求,那就是“新”,不满于陈腐的创作观念,以全新的理念引导散文创作。其实在那前后,当时还算年轻的散文写作者,已经分别出发,开始了对散文创作的求索,并逐渐汇集到“新散文”的旗下。

到今天,“新散文”的创作群体已然清晰,它的主要创作者有:苇岸、张锐锋、李敬泽、冯秋子、庞培、钟鸣、于坚、宁肯、韩春旭、彭程、凸凹、黄一鸾、杜丽、周晓枫、洁尘、蒋蓝、赵柏田、汗漫、黑陶、玄武、雷平阳、王族、南子、狄马、谢宗玉、沈念、江子、李晓君、范晓波、傅菲、江少宾、陈蔚文、格致、塞壬、马小淘、祝勇等。“80后”散文写作者的作品,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大体上都可以归入“新散文”一类,因此自他们以后,陈旧的、八股式的散文写法基本上不复存在,这与二十多年来“新散文”的筚路蓝缕、艰辛探索有很大关系。

二十多年来,重要的“新散文”作品(散文集)有:苇岸《大地上的事情》、钟鸣《城堡的寓言》、张锐锋《世界的形象》、于坚《棕皮手记》,庞培《五种回忆》、李敬泽《青鸟故事集》、冯秋子《寸断柔肠》、洁尘《艳与寂》、周晓枫《斑纹》、蒋蓝《豹典》、格致《转身》、黑陶《泥与焰》、王族《上帝之鞭》、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宁肯《说吧,西藏》、祝勇《故宫的风花雪月》等。

尽管到今天,有关“新散文”的评论仍寥若晨星,但是应当说,中国散文发展到“新散文”,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力量。“新散文”改变了20世纪,尤其是杨朔、秦牧等奠定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散文写作的积习,为日益固化的中国散文创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新散文”不是当代散文一个无关紧要的局部,不是“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小花”,“新散文”是近二十年来最雄伟的文学建筑群,它构成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散文创作的主体,为中国散文重新树立了艺术标准,寻回了它的生命活力,是二十年来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新散文”不是一个散文流派,基于“新散文”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它自身的内在驱动力,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新散文”是观念,是方向,是高度,是中国散文通向未来的道路。

“新散文”创作持续二十多年,并没有像一些人预言的那样一天天烂下去,反而一天天好起来。随着“新散文”作家由青年步入中年,“新散文”也退去了年轻时的火气与青涩,稳健地走进成熟期,成为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主力军。此时,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朦胧诗”早已走进了文学史,80年代中期形成的先锋小说也早已风流云散,而在“新时期”的文学变革中迟迟登场的“新散文”,却展现了惊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佳作、力作不断涌现。关于“新散文”长盛不衰的秘密,可能会有多种答案,下面,我提供其中一种,供大家参考。

01

说到“新散文”,许多人会以先锋小说为参照。那我就从先锋小说说起吧,因为“新散文”之所以活力不衰,秘密就藏在它与先锋小说的区别中。

马原

余华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变革,尤其是以马原、洪峰、余华、孙甘露、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外国文学的刺激脱不开干系。历史学家把中国近代史总结为“刺激—反应模式”,即中国近代史(包括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是因应外部变化而生成的,是内部世界在面临外部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如此,中国历史就被解释成了一部被动的历史,而不是自发生成的历史。也有人据此把中国的近代化史说成“被近代化史”。在我看来,这种“刺激—反应模式”,放在“新时期”文学史里似乎更加有效。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改革开放成为国策,国门突然被打开,外面的世界名正言顺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原有的秩序必然经历强烈的震荡,重构内部秩序,也必然会发生。改革开放为“新时期”年轻的写作者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界,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坐标系。中国的小说家们第一次意识到,文学原来可以这么写。在全新的视野下,原有的写作模式已然变得不可接受,于是在他们心里,产生了变革中国文学的强大冲动。

川端康成《雪国》

包括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川端康成在内的一大批外国作家(尤其是20世纪外国作家),无意中充当了中国先锋小说作家的启蒙老师,甚至于某些著名的中国当代小说,我们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外国模版。很多年以后(这是先锋小说作家们喜欢模仿的马尔克斯语式),早已功成名就的先锋小说家们,对于他们刚刚接触这些外国作家时那种隐秘的快感依然“供认不讳”。比如余华就曾这样回忆: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期间,我一直迷恋川端康成,把他所有在中国出版的小说都读了,他重要的小说比如《雪国》,我都是买两本,一本用于珍藏,一本用于阅读,同时我的写作也在模仿他。那时我二十岁出头,他对细部的描写让我入迷,那种若即若离的描写,似乎可以接触到,又似乎游离开去了。我发现他不是用确定的方式描写细部,而是用不确定的方式,一个细部的后面似乎存在着另外几个细部,细部由此宽广和丰富起来。虽然多年以后我的写作风格与川端康成大相径庭,但是我很幸运第一个老师是他,他教会了我处理细部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作家能走多远。

余华走得很远,他的文字,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但他最初的原动力,来自日本一位瘦弱的老头——川端康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再逐一引述。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那批先锋小说家当中,有些人开始“向后转”,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或如有些批评家所说,出现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合流的趋势。对于现代主义复杂的情感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对外国文学的“恶补”太猛烈了,也太实用主义,以至于我们很快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就像黄永玉先生所说:“有如军事训练中在饭堂吃饭一样,好大的一碗白饭下命令两分钟吃完!”张志忠先生也曾用吃饭作比喻,说:

本来,在饥不择食的局面过后,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反刍’,进行再理解再消化的,但是,在莫名的逆反心理和新的浮躁情绪下,一种新的封闭心态和国粹主义,悄悄滋长。一位外国文学翻译家就曾经指出,同样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在中国文坛广为流行,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却鲜有人问津,这不能不表明我们的阅读视野的狭隘。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危地马拉作家、记者和外交官,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无论怎样,应当承认,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先锋小说浪潮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永远的神话。相比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变革要晚得多,“新散文”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进入人们的视野。那时,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几年、二十年,进入了稳健、深化的阶段,视野突然打开的那种新鲜感与兴奋感早已是明日黄花,国人对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认知更趋理性,“刺激—反应模式”对文学的作用力越来越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的下海大潮,固然把文学逼到边缘的角落上,也把文学逼回了它的内部。相比于“乱云飞渡”的特殊岁月,以及风起潮涌的开放初期,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都回到了正常化的轨道上。对于文学而言,这一轮“去泡沫”的过程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让作家去掉浮躁,真正沉淀下来,让文学成为写作者的真正自觉。

02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望“新散文”,我们会发现,相较于先锋小说,“新散文”的出现不仅仅滞后了十年,而是滞后了一个时代。先锋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期的幸运儿,而“新散文”则是在文学相对边缘化的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这至少表明一个简单的事实:“新散文”并非先锋小说的散文版,“新散文”的出现,与外部世纪的刺激没有直接的关系。成为“新散文”的精神资源的,当然包含着外国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同时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当代现实生活的催生。

有人指责“新散文”标新立异、割断传统、厚今薄古。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新散文”。甚或,他们将“新散文”与先锋小说、“断裂主义”混为一谈了。“新散文”从来不曾渺视传统,也从未主张过与传统“断裂”,相反,十分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新散文”作家中,以历史文化传统为主题的写作者并不少见,只不过他们采用了全新的、有创造性的表现形式。这些作家有:李敬泽、张锐锋、钟鸣、祝勇、蒋蓝、赵柏田、张宏杰、王族等。李敬泽研究《春秋》,写成《小春秋》等系列散文。张锐锋写《古战场》《马车的影子》《别人的宫殿》等长篇散文,“将童年的经验引入更为宽广的人类历史”,“从中我们看到人的永无成熟的理性,看到人的认识的有限和虚弱”,“将久远的历史编织到自我的经纬之中”。

同时,“新散文”对外国文学的吸收,也不再像先锋小说那样饥不择食,像彭程、凸凹等作家,对外国文学的阅读量极大,理解也更为透彻和精致。总之,在“新散文”的世界里,文学不再仅仅是对外部文学刺激的一个回应,而是出于它自身的写作需要。“新散文”的出现,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散文,而且需要好的、有创造性的散文。“新散文”就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目的出发了,并且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在“冷漠而孤寂的途中”。但与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比起来,我认为它更冷静、更深厚、更成熟、更卓越,因为它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的条件反射,也克服了先锋文学的某些“幼稚病”。在改革开放20年前后出现,给了它充分的孕育、成长的空间,使“新散文”表现出强烈的“内生性”。

因此,在“新散文”里,我们看得到孔子、庄子的影子,看得到卡夫卡、博尔赫斯、曼德尔斯塔姆的影响,更看得到“新散文”作家们复杂、迷离的主体世界。路遥先生当年谈到拉丁美洲文学大师时说:

路遥

“他们当年也受欧美作家的影响(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直跟踪而行,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

他说,“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创造我们民族的新文学”,“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真正的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用他的话描述“新散文”的文学追求,或许不失恰切。

“新散文”的成功,在于它的写作群体在经过“新时期”20年的孕育,又经过20年创作历程,已经由当初的新锐青涩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精神主体,进而生成了一个有着超大能量的内宇宙。如是,“新散文”就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是中国文学在经历了先锋文学的青春冲动之后的一次文学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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